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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搞不出来，我的驾照都还扣在里面呢。

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

老夏走后没有消息，后来出了很多起全国走私大案，当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以为可以再次看见老夏，结果发现并没有此人。

于是我的工人帮他上上下下洗干净了车，那家伙估计只看了招牌上前来改车，免费洗车的后半部分，一分钱没留下，一脚油门消失不见。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