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她做的节目里面就可以看出此人不可深交,因为所谓的谈话节目就是先找一个谁都弄不明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话题,最好还能让谈话双方产生巨大观点差异,恨不能当着电视镜头踹人家一脚。然后一定要有几个看上去口才出众的家伙,让整个节目提高档次,而这些家伙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后甚是洋洋得意以为世界从此改变。最为主要的是无论什么节目一定要请几个此方面的专家学者,说几句废话来延长录制的时间,要不然你以为每个对话节目事先录的长达三个多钟头的现场版是怎么折腾出来的。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删掉幽默的,删掉涉及政治的,删掉专家的废话,删掉主持人念错的,最终成为一个三刻钟的所谓谈话节目。
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跟朋友们在街上开车飞快,我的一个开黄色改装车的朋友,是让我们这样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一直能从我看来不可能过去或者过去会让后面的车骂的空档里穿过去,他在街上飞车很多年从来没有追过别人的尾倒是被别人追过几次尾。另外有一辆宝马的Z3,为了不跟丢黄车只能不顾撞坏保险杠要等三个月才能有货的风险,在街上拼命狂开,而且此人天生喜欢竞速,并不分对手等级,是辆面的或者夏利也要全身心投入。另外有一个本田的CRX,避震调得很矮,恨不能连个不到五度的坡都上不去,并且经常以托底为荣,最近又加入一个改装很夸张的黄色捷达,此公财力不薄,但老婆怕他出去香车美人地风流所以不让他换车,所以天天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车开报废了,加上最近在广东私自装了一个尾翼,貌似莲花,造型婀娜,所以受到大家的嘲笑,不得不把心爱的莲花尾翼拆除,所以心中估计藏有一口恶气,加上他的报废心理,所以在街上也是不顾后果,恨不能在路当中的隔离带上开。面对战斗力这样充足的朋友们,我是最辛苦的,因为我不认识北京的路,所以不得不在后面狂追怕迷路。
当年从学校里出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要出去走走,真的出来了以后发现可以出去走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好,只好在家里先看了一个月电视,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尴尬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被束缚在学校,认识的人也都是学生,我能约出来的人一般都在上课,而一个人又有点晚景凄凉的意思,所以不得不在周末进行活动。
站在这里,孤单地,像黑夜一缕微光,不在乎谁看到我发亮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然后那人说:那你就参加我们车队吧,你们叫我阿超就行了。
说完觉得自己很矛盾,文学这样的东西太复杂,不畅销了人家说你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太畅销了人家说看的人多的不是好东西,中国不在少数的作家专家学者希望我写的东西再也没人看,因为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并且有不在少数的研究人员觉得《三重门》是本垃圾,理由是像这样用人物对话来凑字数的学生小说儿童文学没有文学价值,虽然我的书往往几十页不出现一句人物对话,要对话起来也不超过五句话。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说话很没有意思。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看见老夏,依旧说:老夏,发车啊?
……